个案：一个和解了结的案例
　　当罗方（化名）的父母将7000元钱交到孙力（化名）及其单位领导手中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将自己儿子的命运交与一项新的司法制度。
　　6月19日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盗窃案。被告人罗方于去年10月中旬离职，但他保留了单位钥匙。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内，罗方多次深夜返回公司上网和拨打声讯台交友电话，话费累计达681元，同时还窃走同事孙力的摄像机和单位的打印机等价值7475元的物品。
　　案发后，罗的家属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及单位的损失，单位也出具了书面和解意见，希望法院不追究罗方法律责任。
　　正式开庭前，法庭特别安排被盗物品的同事与罗方及其家属见面。面对昔日同事，罗方诚恳道歉，失声痛哭。同事表示谅解，请求法庭从轻处罚。
　　综合以上因素，法官作出如下判决：罗方犯盗窃罪，拘役6个月，缓刑6个月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刑事和解”作为一项颇受争议的新型司法制度，首次出现在该法院的司法判决中。
　　“这个案件正好与我们设定的几个条件相符。”东城法院刑一庭庭长狄启骋告诉记者。他们为适用刑事和解设定的条件包括：一、自诉案件或者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盗窃、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侵犯财产犯罪、轻伤害犯罪、过失犯罪等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案件；二、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，对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，有悔罪表现，已全部或部分承担被害人合理赔偿费用，被害人要求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；三、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书面和解协议。
　　据该案主审法官、刑一庭副庭长陈锦新介绍，该案和解的过程非常顺利。由于赔偿工作早已完成，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就成为关键，而罗方的悔罪态度非常好，对被盗同事、自己家人、原单位充满深深的愧疚，每每在和解的现场痛哭流涕，不能自已，原单位领导和同事深受触动。并且，罗方以前在单位的表现不差，与同事之间关系也很融洽，他们也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拉他一把。
　　于是，程序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下快速流转，法庭向当事双方发放《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和解从宽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受害者与被告人家属签订和解协议，法院审查该协议，酌情作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。
　　陈锦新告诉记者，由于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，最后实际开庭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。

　　初衷：宽严相济　节省资源　实质抚慰
　　狄启骋介绍，试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，一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二是为被害人解决实际问题。
　　“对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处以监禁的刑罚，有时未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”狄庭长表示，有人会对判罚表示怀疑，有人会因此增加对社会的仇恨、对被害人的仇恨，这些种子在监禁场所里埋下，会在他们重新走入社会后发芽。东城法院陈锦新法官告诉记者，罗方案如果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，罗可能会被判处一年半左右的刑罚。
　　“相比之下，把他们放在社区里进行教育，一是有一个平和的氛围，二是监督主体换成了相熟的邻居、居委会人员，更容易产生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。”狄庭长说。
　　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另一动力是对被害人的实质抚慰。狄庭长介绍，东城法院的刑案执行率在京城法院中名列前茅，但仍有一半以上的案件难以执行。
　　群众将胜诉却难以得到执行的情况形容为“法律白条”。很多学者认为，“法律白条”现象的存在，不但损害了司法判决的权威，而且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患，一些社会不满情绪很可能会流向制度之外，严重冲击社会秩序。
　　而在实行了刑事调解制度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，2006年刑一庭共审结刑事和解案件327件，解决赔偿金额600多万元。
　　朝阳区法院刑一庭法官李加曾向媒体表示：作为一审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，他们希望通过案件审理，一方面实现刑罚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功能，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抚和弥补。

　　争论：
　　是否“花钱买刑”
　　这种当事人通过先行赔偿、达成和解协议进而获得法院轻判的制度，并不始自于东城法院。之前，江苏、上海、广东等地的司法机关都有尝试。
　　但从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第一天起，就伴随着各种争议和批评。
　　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质疑是“花钱买刑”。有学者表示，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一种相互妥协。
　　清华大学周光权教授认为，刑事和解会导致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，使得罪与刑的关系不是相适应，而是罪与刑关系的变形。“刑事和解制度试图在刑法制度之外探讨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机制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、工具性，软化了刑法的强制性。”周教授指出。
　　还有批评者认为，刑罚是对犯罪人的一种社会惩罚，而并非仅仅为了使受害人得到心理上的补偿，刑罚制度不是一种补救方式而是一种惩戒方式。并且，刑事和解很难保证，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，道歉和认罪行为是无法辨别真伪的。
　　东城法院狄庭长表示，悔罪应该有外部表现，他们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行为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。同时，他们会对当事人的和解过程与和解协议进行监督、审核，避免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和被告人高价收买被害人的情况出现。

　　能否“花钱买命”
　　今年年初，广东东莞中院在一起抢劫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，致害人在赔付了被害人5万块钱后，最终获得死缓的从轻判决。该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，法院也因此招来“花钱买命”的舆论质疑。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，这一判决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关注，“因为以前这种和解主要适用于各种轻罪，而现在的趋势是，这种做法现在正逐步推广到一些重罪的审理中”。
　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表示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限制在轻微刑事案件中，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含义。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有关人士表示，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刑事和解，而那些反映对抗性矛盾的严重暴力犯罪则不能搞和解。
　　有学者认为，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可能真正谅解犯罪人，而要那些严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谅解犯罪人则很难，“除非是看在钱的份上”。
　　陈光中教授则主张，“无论是重罪还是轻罪，只要不是非杀不可的就可以适用”。
　　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也表示：“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势所趋，以后要逐渐适用于3年以上的案件。”

　　立法：向操作层面迈进
　　围绕刑事和解的争议不断，除了制度本身的因素之外，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遭人诟病的重要因素。
　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》第4条规定，“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”，但这只是一条司法解释。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72条和142条虽然也分别规定了法院、检察院可以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适用调解，但失之于笼而统之的法律精神，没有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，适用的说服力明显不够充分。
　　于是，要求对刑事和解进行立法的建议开始渐次出现，有的学者甚至已经将其提升到操作程序。
　　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孙桂华提交议案，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刑事和解制度。
　　她建议增加对未成年人犯罪、轻微刑事犯罪、过失犯罪的和解结案程序。对于以上犯罪，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、认罪悔过、自愿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，被害人要求或同意不再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责任的，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　　提交类似提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。
　　但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看来，现在立法有点操之过急。她认为，“立法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”，而目前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争议尘埃未定，新制度显然需要一个更长的考察期。
　　但在一些学者的积极推动下，刑事和解立法正有从一般呼吁向操作层面迈进的迹象。在陈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课题成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》第20条中，就明确将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。
　　这条有可能改变刑事和解法律地位的建议，具体内容为：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，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，对被告人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”